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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德镇窑青白釉三足蟾形水盂(南宋)

  博学多识、富有改革精神的王安石因提出变法主张,深受宋神宗信任,先任参知政事(副宰相),一年后又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(宰相)。看上其权势想升官发财的人,对王安石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,然而由于王安石鄙视这些人,他们都没有捞到任何好处,到头来他们的梦想成了泡影。

  有一个叫李师中的官员,原来政见与王安石不合,等到王安石权势渐大,李师中就在舒州(今徐州)花巨资让能工巧匠建了一座豪华的亭子,取名为“傅宕亭”。因为王安石曾在舒州做过官,后来又被封为舒国公。李师中这样做,是把王安石比作商朝国王武丁时期治国有方的良相傅说,对王安石可谓推崇备至了。还有一个叫吴孝宗的官员,曾经极力诋毁新法,可是过了不久,他一反常态来了个一百八十

  本文摘自《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》  作者:伊沛霞(美)   江苏人民出版社

  被迫为女儿筹备实物嫁妆的风气从宋朝初期开始增长。到11世纪中期,事情看起来表现为,嫁女比娶妇要花更多的钱财已成理所当然。比如,范仲淹(989—1052)1050年为义庄制订支出的规则时,划出30贯钱为嫁女时使用,儿子娶妇则为20贯钱。嫁妆的走高不久便达到不得不借债为女儿办嫁妆的程度。苏轼自述他借了200贯钱资助一位女亲戚出嫁。蔡襄(1012—1067)于11世纪50年代任福州(福建)州官时,发布文告指出:“娶妇何,谓欲以传嗣,岂为财也。”代替这种真知灼见的是,人们选新娘时非但无视这个真理,还不问对方的家庭地位,满脑子只盯着嫁妆的厚薄。嫁妆一旦送到新郎家,“己而校奁橐,朝索其一,暮索其二。夫虐其妻,求之不已。若不满意,至有割男女之爱,辄相弃背。习俗日久,不以为怖。”

  司马光发现贪图嫁妆的风气在要做公婆的人当中蔓延,其中有些人“今世俗之贪卑者,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,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。至于立契约云‘某物若干,某物若干’,以求售某女者。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。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。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?”司马光确信把婚姻当作买卖对新娘和她的家庭都是坏事。新娘不会因嫁资受到保护;相反,她还会为此陷入险境:

  其舅姑既被欺绐,则残虐其妇,以掳其忿。由是爱其女者,务厚资装,以悦其舅姑,殊不知彼贪鄙之人,不可盈厌。资装既竭,则安用汝力哉?于是“质”其女以责货于女氏。货有尽而责无穷。故婚姻之家往往终为仇雠矣。

  在司马光看来,嫁妆还会引起品行败坏,“苟慕一时之富贵而娶之,彼挟其富贵,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”。司马光因此鼓励“有丈夫之气者”打消用妻财致富或利用妻子的社会关系升迁的念头。

  一个世纪以后,对嫁妆的批评仍未减少。袁采(约

  度的大转弯,写了《巷议》十篇,呈送给王安石,内容是他编造的,说是街巷之间的百姓都在议论新法的好处。王安石不为所动,根本不理这一套,认为这些人反复无常,对他们极表鄙视。

  当时,还有邵阳(今湖南邵阳市)武冈县令郭祥正,为了官职升迁,他向神宗皇帝上奏章,对王安石大加颂扬,极尽熘须拍马之能事,并乞请天下大事听任王安石处理。一天,宋神宗问王安石:“你认识郭祥正吗?这个人才似乎不错。”王安石说:“我在江东时认识他,这个人口才像纵横家,而行为轻浮浅薄,是个不可委以重任的人。”王安石接着问神宗:“皇上,是不是有人举荐他?”神宗拿出郭祥正的奏章给王安石看,王安石看后摇摇头笑了,他认为被这样阿谀奉承的人所颂扬,实在是莫大的耻辱。他态度坚决地向宋神宗表明像郭祥正这样的人万不可重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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